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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傲世皇朝注册]首页霸占了主流议题近三年的“疫情”终于淡出了历史舞台,褪去了“疫情”这层滤镜,我以为能够更加清楚地看清这个社会,于是自2月开始,便尝试以推文的方式记录这个“稳中向好”的时代。

  香港国泰航空乘务员私下里的对话以及宝马mini员工柜台前的谄媚,让不少国人感到心凉。

  作为开年最火的电视剧,《狂飙》上线多条微博热搜,甚至凌晨的网吧都成了《狂飙》专场……

  据统计,全剧平均收视率1.54%,单日全端播放量首次突破3亿。剧中从“卖鱼贩子”黑化为“黑老大”的高启强屡登热搜,贡献了早期最火的梗:“建议查一查张颂文,不像演的。”

  《狂飙》不仅成了大家日常的谈资,更是新传考研er不可忽视的“考点”!该剧为什么出圈?高启强为什么“人见人爱”?为什么“反派”的风头会盖过“正派”?我们又该如何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解读以上问题呢?

  邹振东老师在《弱传播》中提出“舆论的次理论”,认为舆论世界是主次颠倒的传播世界。在舆论形态的谱系中,主流舆论是最不活跃的舆论,次主流舆论是最活跃的舆论。这也许能解释为何这部剧最火的是反派“黑老大”。

  在早期文学影视作品中,相比于代表主流舆论的正面角色,反派由于缺少背景介绍和情节铺垫,抑或是出于宣传主流舆论的需要,往往以反主流舆论的角色出现在观众眼前。

  但随着编剧水平的提高以及观众审美需求的改变,反派逐渐拥有丰富细腻的人设、深入人心的背景介绍,是有血有肉影片的重要一环——即他们为何成为反派。正因如此,大部分反派角色从反主流舆论逐步转变为次主流舆论。

  在《狂飙》的剧情设定中,导演先讲述开始和结尾,然后再慢慢填充中间的内容。高启强出身贫穷,父母早逝,留下兄弟妹三人,身为长兄的他靠卖鱼维持家里的生计,还要被龙虎兄弟欺辱。在尝到一次权力寻租的快感之后,高启强一个老实人的身上逐渐长出了贼心与贼胆,并在欲望与生存需求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无底深渊。

  高启强虽然仍在与作为主流舆论的扫黑除恶处于对立关系,但是观众对他早已不再是纯粹的恨,而是带有同情,甚至在反面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将自己代入反面角色。这就是作为次主流舆论的高启强能够在舆论场上广泛传播的原因,同时也是获得更多观众关注和喜爱的传播密码。

  ChatGPT于2022年末推出,当时已有很高讨论度。随着技术升级,ChatGPT3.5、4.0相继出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各行各业都在热议ChatGPT是否会影响自己的“饭碗”,甚至有人预言它会带来第四次科技革命。

  相关新闻报道也层出不穷:1、美版头条ChatGPT上岗写新闻;2、报道称ChatGPT成黑客编写恶意软件「利器」;3、美国学生用ChatGPT写论文拿下全班最高分;4、多家期刊、出版机构禁止将ChatGPT列为论文合著者。对现实有如此影响的客体,随时都能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

  不少新闻与传播的学界大佬也在关注ChatGPT,现在这项技术逐渐被大家各种玩坏——写论文、编代码、讲故事、角色扮演……

  关于人工智能影响的讨论,像是“狼来了”,每次都能引发广泛关注,但又很快不了了之。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概念诞生以来,相关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

  我们无需对机器的“入侵”过于悲观,但在人-机互动中,也需要时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如何把握技术智能的方向?如何超越技术,坚守人的价值?技术是时代的座架,然而能够驾驭技术从而影响时代进程的,永远是有主体意识的人。这是海德格尔站在上世纪的时代浪头,为技术与人的关系所作的注解。

  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被越来越深地嵌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此同时人类的需求和追求也在影响着技术变革的方向和进程。但同时,任何一种潮流呈现压倒性态势,都会对人的感觉和精神造成侵害。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与人的关系需要在二者的动态中找到平衡的支点,既不侵害个体的自我与行动,又不可完全否定技术的价值。而应该让“技术迈入平淡无奇的寻常事件”,促进个体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智能技术越发展,人的价值关怀就越重要,希望人始终能超越算法。

  2月19日下午,郑灵华(网名:@鸡蛋姬)的好友@熊猫控小唯 通过社交媒体透露,“因为网暴加校园暴力,我的朋友郑灵华,她的生命永远的停在了2023年1月23日”。

  2022年7月,郑灵华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内容称,自己从一个差点去了职高的美术生,一路奋斗,成功逆袭,被保送到某985名校成为一名研究生。这一喜讯,她特意同病床上的爷爷分享。

  然而,相关内容被无良营销号搬运,编造出各种故事。一个985大学的硕士,原本拥有无限光明前途的郑灵华,却被网线另一端那群网民深深伤害。生命的最后两个月,绝望和无助缠绕着她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尤其是在东亚文化圈中,道德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我们从小到大都在接受道德教化。那么道德究竟是什么?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德是理性的巨大原罪,并提出道德的基本公式就是“做这个,不做这个——你就将幸福”。

  “老师就应该规规矩矩,不能染发,这样才是好老师,不然会带坏学生”,这种对教师群体的道德偏见正是尼采重点批判的对象。这种道德偏见的存在,会扼杀许多丰富多彩的真实事物,甚至是许多像郑灵华这样具有个性的人。

  诚然,道德的确是维系社会发展的情感纽带,但道德教化同时导致了普遍真实存在的道德悖论:一方面道德培养了大批精于渲染、张扬自己行为正义,粉饰和掩盖支配自己行为的“恶意”的伪君子;另一方面,就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则养成了夸大道德作用、言必称道德的思维习惯。

  道德悖论的存在使得道德成为一把人类文明的“双刃剑”,道德的使用方式也决定了道德产生的效果:道德用来律己,好过一切法律;道德用来律人,坏过一切私刑。

  2、滥用:网络暴力的“保护伞”。除了道德审判,的滥用也是网络暴力的诱因。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绝对的,更不意味着个体或组织可以恶语伤人,甚至抱团对他人进行舆论审判。必要的有助于完善公民舆论监督权,从而威慑恶人;但滥用容易导致舆论审判,并且使异化成网络暴力的“保护伞”,让网络暴力者得以为非作歹。

  网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观点自由市场”,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但并非所有网民在表达观点的过程中都能做到理智、客观。网络表达的匿名性和自由性,使得互联网上出现了一帮打着“”旗号攻击谩骂他人的群体,当这些恶性言论不断汇聚,就会形成网络暴力的舆论场。

  如果有人此时正享受网络暴力带来的快感,甚至还在庆幸没有被追责的话,那他可能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目标。很多网民最初只是抱着侥幸心理去“围观”网暴郑灵华的现场,但在其他暴力言论情绪感染下,失去了理智和客观,进而打着“”的旗号,加入到网暴郑灵华的行列当中。

  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曾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放任的自由,而是一种节制的自由”。亦然,网络空间中的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想不说什么就不说什么,这样既享受了的权利,同时也保护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今年3月以来,原本籍籍无名的山东淄博烧烤突然火爆出圈,成了年轻人出游打卡的圣地。刚过的“五一”假期期间,“进淄赶烤”的游人把淄博的住宿预订量推高到2019年的865%以上,淄博火锅店家家爆棚。

  人口不到500万的淄博是一座资源枯竭型的老工业城市,此前并没有太大的名气,此次凭借烧烤出圈,压倒名气更大、曾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锦州烧烤、徐州烧烤、新疆烧烤等。

  为此,锦州市的区级书记、局长都带队赶赴淄博“抄作业”,锦州烧烤协会还专门召开会议“学习与反思”,连更远的河南河北也有市级官员前往淄博考察。

  媒介朝觐是英国传播学家库尔德利提出的概念,意思是到媒介叙事中重要的地点去旅行。

  短视频拍摄+网红地打卡,意味着人们身体亲临特定现场空间,将媒介想象的地理与真实的地理重合,邂逅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互感觉。

  淄博就是一个媒介朝觐的圣地,淄博城市知名度、烧烤火热度、当地人好客度红遍全网。打开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涌现出不少与淄博烧烤有关的短视频,从而吸引网民前往淄 博朝觐,当他们获得了优质的朝觐体验后,便会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体验,吸引更多 网民前来朝觐。

  其次,淄博烧烤的爆火也与短视频的媒介性质有关。潘祥辉教授认为,短视频媒介是一种平民媒介,它唤醒和激发了普通人的传播本能,正因短视频使用的低门槛,让全民得以自由地参与进来,成为个人 vlog 拍摄和记录的主体。

  同时,短视频作为一种“热媒介”,不需要观众投入过多的思考,更容易调动以情感逻辑为主的快系统,进行信息加工处理。比如短视频具有可见性与娱乐性的媒介特征,使得人们难以忘却这场美食视觉盛宴中,炭炉里滋滋冒油的诱人画面。短视频营造的视觉景观,弥补了文字叙事里缺失的声音、动作和表情,让文字传播时代消失的场景画面得以回归。

  最后,淄博烧烤的爆火也是一次优秀的政务传播。淄博市政府在这次舆情面前表现得非常成熟,不论是开设“烧烤专列”,还是“劝退信”,都彰显出了淄博包容豁达的城市形象,给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了优秀范本。

  4月4日,一段“员工怒怼领导”的聊天记录在互联网传播,堪称“职场爽文”。

  领导宣布清明节加班,员工当场怒对,输出了长期的怨气,同事集体请求辞职。以上截图的信息很丰富、传播很迅猛,回应了当下网络关于“加班”的激烈情绪。

  按去年36氪发布的《年轻人加班报告》,每天加班和经常加班的年轻人占比76.1%,仅1成年轻人敢下班后不回消息。

  但“辟谣”来的很快,聊天记录的当事人为“中国电科(CETC)成都区软件开发事业部员工”,中电科却表示:网传单位和人员,并非其所属成员单位和员工。也有博主“在线打假”,由字体、行距等细节断定聊天记录为造假。

  4月6日,网上再次流传出涉事陈某任免文件。并有网友称陈某在中电科工作十余年,以及怀疑陈某为中国电科“临时工”身份。

  对此,中电科表示:集团所有单位已开展多轮排查,包括劳务派遣和协作人员,均无此人。网上出现的任免文件明显伪造,相关单位已报案。

  昨晚,事件迎来最后反转:警方调查后发现,陈某龙因求职被拒,伪造聊天记录报复中国电科。

  谣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中国电科陈志龙事件这一谣言之所以能被广泛传播,与奥尔波特的谣言流通公式有关,美国学者奥尔波特提出了谣言的流通公式,即R =I×A(谣言流通量=事件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后来这一公式被扩写成R =I×A×U(谣言流通量=与问题的关联度*社会成员的不安感*环境的不确定性)。

  谣言虽然是虚假的,但谣言背后反映的社会现象确实真实存在的。陈某龙用经不起推敲的聊天记录,调动了大众情绪,消费了公共情感,必将面临法律的惩处。但加班痛点需直视,如何疏解工作压力,化解加班积弊,值得全社会进一步思考。

  后真相时代也是培育陈志龙事件的温床。后真相(Post-Truth)是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选中的年度词汇。在后真相时代,真相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次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后真相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情绪在前,理性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见在前,客观在后。

  透视此事,我们应意识到,面对网上很多过于离奇的事件,不妨让子弹多飞一会儿,让后真相时代,过渡到“候”真相时代。如果情绪被轻易点燃,就可能被人当枪使,抑或成了不怀好意之徒的工具。

  4月19日的上海国际车展上,宝马MINI展位举办赠送冰淇淋活动。而由于工作人员在发放冰淇淋时,疑似区别对待中国和外国访客。由此引发了中国网民对宝马“搞歧视”的质疑。

  根据网上的视频内容,2个中国女孩在宝马MINI展台询问工作人员免费发放的冰淇淋,被告知“发完了”。在她们没走多远,一个外国人上前询问,2名工作人员立马转换面孔,在与对方热情交谈后,又从保温箱拿出了冰淇淋递给对方,还贴心教他们如何食用。

  这一幕被旁边的一位网友看见,随即,该网友走上前询问:“可以免费拿吗?”,工作人员摆手表示拒绝。网友再问:“是发完了吗,可以掀开让我看看吗?没有的话我就不要了。”此时,工作人员解释道:“冰淇淋是限量供应的,需要海外账号。”

  该网友发现,现场前来领取冰淇淋的中国人一律被告知“发完了”,而外国人来索取时,不但能得到冰淇淋,还能得到协助打开的贴心服务。这一视频在网上发布后,迅速点燃了网友情绪,宝马“冰淇淋事件”迅速登上国内各大网络平台热搜排行榜,很多消费者怒喷宝马区别对待中外访客,指责宝马的双标,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首先,宝马mini冰激凌事件是一次典型的危机公关事件,危机公关是指应对危机的有关机制,具体是指机构或企业为避免或者减轻危机所带来的严重损害和威胁,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应对策略,包括危机的规避、控制、解决以及危机解决后的复兴等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动态过程。

  危机公关5S原则是企业应对舆论危机的有效手段。危机公关5S原则是指危机发生后为解决危机所采用的5大原则,包括承担责任原则(shouldering the matter)、真诚沟通原则(sincerity)、速度第一原则(speed)、系统运行原则(system)、权威证实原则(standard)。

  但是宝马在这次危机面前并没有及时落实危机公关5S原则中的承担责任与真诚沟通原则,没有转为危机,最终导致自己亏损160亿人民币。

  其次,在宝马mini冰激凌事件中,网民的愤怒情绪主要来自民族主义思潮。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可溯源至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民族主义思潮重点表现在对本民族成员崇洋媚外行为的鄙夷以及对外国人的排斥。

  民族主义不仅是对外攻击的利刃,同时也是凝聚民族共同体、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护盾。在宝马mini事件发酵的过程中,有的民族主义者把危机公关问题上升至“敌友问题”,甚至发展出一些口号式的煽动,例如“宝马mini滚出中国”,让外界对事态的发展隐隐感到不安。

  但是,有的资本家还会利用民族情绪,攻击别国产品,进而为自己牟利。因此,对于民族主义我们要辩证看待,既要避免民族主义上升至破坏力更强的民粹主义,又要避免民族主义异化成资本家牟利的工具。

  2023年5月2日,王女士乘坐C6276次列车时与后座杨女士一家发生纠纷。起因是,杨女士的孩子吵闹、多次撞前座椅背,王女士与后座孩子家长杨女士交涉时起了争执,由于杨女士同行人首先辱骂王女士,冲突升级,双方对骂,进而演变成一场“互殴”。

  当天晚上,王女士在抖音发布了自己拍摄的现场视频,表示自己本想制止后座“熊孩子”踢椅背,却反遭孩子父亲的辱骂,甚至孩子母亲杨女士还动手打了自己一巴掌,于是自己还了一巴掌回去。

  5月7日,王女士发布抖音称自己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200元,杨女士被行政处罚500元,并表示对于公安机关“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罚结果并不认同,会提起行政复议。

  王女士的控诉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质疑成都警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罚决定是“懒政”和“和稀泥”的表现;也有网友认为王女士制止“熊孩子”的行为是正义的,而且还是“熊孩子”母亲杨女士先动的手,警方应该认定王女士是正当防卫。

  5月10日,《四川观察》发布了此次高铁掌掴事件的现场视频,成都铁路公安处也正式回应此事,并发布警情通报。高铁掌掴事件的关键事实基本明晰——王女士掌掴杨女士两次。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警方判定两人确属互殴,所谓的“和稀泥”式的“各打五十大板”的裁定其实合情、合理也合法。

  邹振东教授在《弱传播》一书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舆论世界。现实世界是强者生存的世界,弱肉强食,因此我们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强才能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

  但舆论世界恰恰相反,舆论世界是弱者生存的世界,强肉弱食,只有让自己显得更弱才能博得舆论的同情,在舆论世界生存下去。

  大部分网民虽然没有看过《弱传播》,也没有学习过舆论学的理论,但是能明显感知到,此前在“我爸是李刚”等舆论事件中,现实中的强者在舆论中并不占优势,反而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通过经验观察的方式,广大网民内心其实早已谙熟舆论的弱定理。

  因此,当发现自己身处于舆论漩涡时,通过刻意隐瞒事实等方式,尽力把自己塑造成弱者、从而博得多数人同情,成为应对舆论的首要目的。

  在草根选秀节目中,许多选手在自我介绍环节总会向评委老师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以此博得评委和观众的同情。甚至有的节目组还会刻意为选手杜撰“悲剧”,提高收视率。

  可是一旦见过真相,就无法在谎言中苟活。当“弱者”的面具被真相撕下后,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同情心被所谓的“弱者”恶意利用,那些塑造“弱者”形象的人便会掉入舆论反噬的陷阱,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5月22日,有大陆网民实名举报国泰航空空乘人员存在歧视非英语乘客的行为。投诉人表示,在机舱后排听到空乘人员用英文及粤语嘲笑乘客不懂英文,有空乘人员用英语对同事说:“如果他们不会说毛毯的英文,那他们就不配blanket。”而一名老人在起飞后带小孩去洗手间时,空乘人员先用粤语广播“安全信号灯还未熄灭,请回到座位。”之后又向同事表示:他们听不懂人话啦。一时间,国泰航空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国泰高层在舆论压力下连发三份声明,解聘三名空乘人员,并多次出面道歉,但依然难以平息众怒。

  有网友认为,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由来已久,“如果你看见厨房里有一只蟑螂,那么里面肯定不止一只”。制造他者本质上是一个求异的过程,人们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划清界限”的方式制造他者,并用这种求异的方式对他人产生偏见,来获得或维持以往的优越感。国泰航空的三名空乘人员亦是如此。曾经的香港被誉为“亚洲四小龙”,有一段时间,部分香港人的脑海中逐渐产生“大陆≈穷”的偏见,对大陆存在固有的刻板印象,喜欢贴上“大圈仔”的标签,而维持偏见的方式之一还可以从语言上下手,把粤语或英语标榜为高贵的语种。国泰航空的三名空乘人员为了让自己心理平衡,以“会不会说粤语或英语”为标准,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出一条界限,通过制造他者的方式,萌发脆弱的优越感。

  但是,媒介的本质就是“放大”,国泰航空事件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也是因为事件中的某些要素契合了我们原有的刻板印象,经过媒体的报道后,这种刻板印象被不断放大,进而加深了原有的偏见。但实际上,此次事件或许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糟糕到需要上纲上线的程度。正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媒体“侠客岛”所说:“国泰航空不能代表香港服务业,更不能代表香港。这种恶劣事件在今天的香港是局部和偶发的。”

  6月7日,四川大学2022级硕士研究生张某在其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称在广州地铁上遇到一名“猥琐男”对自己进行偷拍,并配文称“手法娴熟不是第一次作案”。视频中,张某要求检查该男子的手机相册,该男子表示可以让她检查,并否认偷拍的行为。视频迅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和转发,有网友曝光张某的身份和学校信息。

  事情发生后,广州地铁和警方介入调查,并于6月9日回应称经核实该事件系误会,双方已经和解。11日,该男子的儿子邓先生陪同父亲到广州鹭江站派出所报警,并于13日与张某在派出所进行了沟通协商。张某当场哭着道歉,并表示希望能够得到邓先生一家的谅解。邓先生表示不想让张某退学或赔偿,只要她能在网上公开道歉就行。

  另外,据腾讯方面证实,已解除了张某的实习合同。四川大学在通报中表示,经查实,张某存在违反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教学管理规定的行为。考虑到张某公开道歉,经调解后取得对方谅解,双方达成和解,本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学校依据《四川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给予张某留校察看处分;依据《中国纪律处分条例》,给予张某留党察看处分。此外,学校对张某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接收过程进行了核查,未发现违反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的情形。

  她作为保送进入四川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本应具备超越大多数普通人的媒介素养。然而她不仅连最基本的事实陈述都做不到,甚至还为了图一时之快,操纵网民情绪,这着实令不少网友大跌眼镜。正因如此,许多网友从她的专业下手,开启了新一轮的舆论审判。

  张某作为985新传研究生,理应知道舆论的强大能量。更直白一点,她知道舆论能杀人,并且比普罗大众更能预料到曝光视频的后果。

  给大叔扣上“莫须有”的黑锅、抛开事实大谈“女权”,“川大新传研究生”的标签似乎能证明她的文化程度,但无法掩盖她的新闻职业道德与素养。

  为什么罗翔会受到大家尊重?一部分原因是他有能力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钻法律的漏洞,甚至能够实施一场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完美犯罪”,但是他却选择了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成为一名致力于教育和培养法律人才的教师。

  新传专业亦是如此,我们深谙舆论之道,对于传播的底层逻辑了如指掌,对于受众的心理知之甚详。具体在这件事中,张某知道女权主义是敏感议题,“地铁大叔”加上“疑似偷拍”、“猥琐男”等的关键词就是“流量密码”,她大概率能够获得舆论的支持。

  学新传是为了操弄舆论;学法律是为了实施“完美犯罪”;学医是为了从患者手里捞钱……“坏人不可怕,就怕坏人有文化”。

  一旦专业向恶成为普罗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普遍印象,一大波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将卷土重来,知识界或许会面临失去群众基础的风险。

  6月1日,一段“食堂吃出疑似老鼠头”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出现并广泛传播。在视频画面中的饭菜内,可以看到体积较大的黑色异物,异物还有类似动物“牙齿”的东西。

  6月4日报道,高新区市监局相关人员通过查看当事人拍摄的图片进行比对,初步判定系鸭脖。同时,对该校菜品的留样进行检测,将于3-5天专业比对后公布结果。

  此次事件最初因学生拍摄的视频画面而引起关注,画面中的异物疑似有“胡须”和“牙齿”,给网友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虽然网民关注度集中在“是鸭脖还是老鼠头”,实质上反映了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和敏感。食品行业一直以来都面临着食品安全问题,从“土坑腌制老坛酸菜”到“员工脚踩橄榄菜”,每年的“315晚会”都成为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平台。

  上述案例与这次的鼠头事件的相似之处在于视觉符号对受众的冲击。两根长长的“胡须”和两颗洁白的“牙齿”,共同构成了此次事件中最具冲击力也是最具争议性的视觉符号。校方和市监局对事件的回应缺乏对“胡须”和“牙齿”究竟为何物的解释,只强调不是鼠头而是鸭脖,这就好像一个人在精神病院否认自己有精神病,无法获得网友的认同。

  除了视觉冲击引发的争议,官方“指鼠为鸭”的话语霸权也激起了网民的情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探讨过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并提出了“话语即权力”,他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表达工具和结果。校方和市监局作为权势较高的一方,对事件的认定结果具有话语上的主导权。然而,履行权力也应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地运用话语权力。

  其次,市监局的工作人员居然使用肉眼图片对比的判定方式,并且在没有辅助化验材料的前提下,先行得出“是鸭脖不是鼠头”的结论,主观色彩较强,难以服众。

  再次,校方和市监局都未展示完整的调查过程,也未提供权威的调查报告,网友们只看到结论,缺乏过程和可信的证据链条,因此怀疑物品被调包等疑虑也是正常的反应。

  最后,校方和市监局欺骗广大网民,导致政府公信力受到强烈打击,日后难免会遭遇“塔西佗陷阱”的困境。而鼠头鸭脖也会成为网民喜闻乐见的一个梗,用来戏谑政府颠倒黑白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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